一、个人卫生

从对殷代卜辞的研究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养成扫地、洗手、洗面、洗头、洗脚等卫生习惯。如：盥、沫、浴、洗等字之甲骨文象已给人以生动的印象。

甲文有帚、扫、宝鸡出土之青铜器中见有如子帚洒形的文字，（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1825页，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铜器中，据考古学家研究，其中有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当考究。（杨建芳：《安阳殷墟》，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

殷代的贵族不仅用“汤”（热水）沐浴，而且还用潘，即煮热的浙米泔汁来沐发，《周礼》之“共（供）王之沐”。《疏》云“宫人，掌洁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汤。”三千多年前如此讲究的淋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反映。

饮食卫生，《周易》：“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意思是说妇女把家务以及饮食卫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可见饮食在这一时期已作为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西周时期统治阶级的饮食，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以确保饮食营养与卫生保管等。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

周人也养成了许多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如《周易》：“观颐，自求口实。”（《周易·上经·颐》）。意即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又强调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贪食过饱。

这一时期，还开始冷藏食品。《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颁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夏小正》被认为是夏朝历书。可见我国远在三、四千年前就开始有藏冰的活动了。如《诗经》：“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诗经·风·七月》）。该诗是周人采冰的切实史料。《周礼》且有凌人之设。“凌阴”即藏冰的房子，“凌人”是掌管藏冰、用冰的专职官员。入春后，气温渐高，即将食物保存在置有冰的鉴中（即大口之罂），这时期的冰室建筑，已很讲究，它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王者把冰颁赐群臣，可见当时用冰范围已很广泛。

其次，从古代一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注意用锻炼身体的方法来防治疾病。

舞蹈的历史悠久，在甲骨卜辞里就有记载。到西周时更发展为驱疫逐鬼的“傩舞”，剥去神秘的外衣，也有健身防疫的意义。田猎、角抵等体育活动在西周前后都有开展。可见我国人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把医疗与体育结合了起来，为后世导引、气功、按摩等保健体操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夏商周时期，性与生育的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限制“注混乱”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说，伏义氏“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而且也是讲求性卫生的大前提。

二、环境卫生

夏商周时代，环境卫生已受到重视。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如《诗经》记有“笃公刘，既溥且长，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觏于京（高丘）。”（《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日影）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高燥、向阳、寒暖适宜，接近流泉的地方。《诗经》所歌颂的公刘择地建居室的时代约在夏代。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由于瓦能排水、防晒、保护房屋，无疑对人的卫生保健是大有裨益，在岐山凤雏遗址（今陕西岐山）和扶风召陈遗址（陕西扶风县）出土有板瓦、筒瓦等瓦上还有瓦钉或瓦环。其居室建筑之卫生条件更为进步。

通过甲骨卜辞研究，还可看出殷商时代已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如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甲骨中还有“洒”字等，说明居室洒扫在当时已被重视。西周这方面的记载就更详细，且其统治阶级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周礼》还记道：“赤发氏掌除墙屋.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清洁水源、注意饮水卫生。水源与环境卫生关系最大，故凿井而饮。远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夏商时，井凿的更深。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我国商代两眼水井，其结构坚固，至今仍很完整，还在井内发现了提水的陶罐。西周时已认识到凿井不仅是为了取水方便，而是为了更有利于清洁卫生，强调要经常淘井泥，使井水保持清洁。《周易》：记述一新来的邑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说：井水太浊了，喝不得，要淘干净，才可汲用。《周易》强调：井壁垒好后，井水变得清凉爽口；要求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与此同时，夏商周期时，人们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也十分重视。代表夏商文化的淮阴平粮台古城遗址之宫殿地下已有陶排水管之设置。周原遗址之西周早期宫室所设之下水道之直经已达20－30厘米，长度为1米陶水管还与排水阴沟、明槽相连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排水设施，对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周原陶水管的发现，不但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环境卫生设施及其在防病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