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妇产科有很大进步。有关妇女经、带、胎、产、杂病的基本医疗知识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医妇产科学辩证论治将证医疗方法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记有《妇人婴儿方》19卷，是最早的妇产科文献。惜已佚，但由此可知当时妇产科已有专门著作。

西汉初期，宫廷中出现了专职妇产科医生，称女医或乳医，专为皇太后和皇后少数权贵人物服务。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女医淳于衍，……尝入宫，侍皇后疾。”淳于氏曾与霍光夫人共谋，乘她给许皇后接生之机，投毒药杀害了许皇后。《汉书·霍光传》称：“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颜师古说：“乳医，视产乳之疾者。”淳于衍是我国最早的专职妇产科医生。

淳于意“诊籍”有妇产科病案2例。一例为闭经：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脉象肾脉啬，其来坚难，肝脉弦，诊断为“内寒月事不下。”分析其病因，“得之于欲男子而不可得也。”经用药治疗，很快痊愈。另一例为难产：“怀子而不乳（产难），”以酒服莨菪一撮，胎下。复诊时，脉躁，服硝石一剂，瘀血下如豆大五、六枚，病愈。这是我国记载最早的妇产科医案，已体现了妇产科辩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著《金匮要略》专列妇人病证治三篇，分为妊娠病、产后病、杂病三类进行论述。妊娠病篇中首先论述了妊娠的早期诊断，论证中说：“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于法六十日，桂枝汤主之，当有此证。”指出了妊娠60日可出现的脉证。关于妊娠病，着重讨论了妊娠呕吐、妊娠腹痛、妊娠下血、妊娠水肿、妊娠小便难及半产（小产）等妊娠期间的常发病，而且首创了许多治疗妊娠病的有效方剂，如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治疗妊娠水肿的葵子茯苓散。至于孕妇安胎服用的方药，则首应辨明证之寒热，方可选用。湿热最易损伤胎气，可常服当归散。由寒湿所致的胎不安则用白术散。

关于产后病，首先提出了新产妇常见的三大病证，即产后发痉、产后郁冒（虚脱）、产后大便难，并指出此三大病证的发生原因基本相同，都是由于产后失血、伤津所致。这一观点对产后疾病的辨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治疗产后下利，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中白头翁汤止痢，加阿胶、甘草养阴补虚。治疗产后腹痛，如辨证虚寒的，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气结的，用枳实芍药散；血瘀的，用下瘀血汤。辨证有虚有实，虚实夹杂，治则有攻有补，攻补兼施。

在妇女杂病中，首次提出了妇科病的成因，主要有三种，即虚、积冷、结气。这对后来妇科关于温补、行气、攻积治疗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杂病中，除了分别讨论痛经、经闭、陷经漏下等月经病和带下病外，并记有脏躁（妇女精神病）以及阴疮、阴吹等病。而且结合辨证论治的原则、首创了多种妇产科常用的著名方剂。

华佗，在妇产科学诊疗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都记载了他诊治死胎的病案。例如：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出。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力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当主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备，色黑，长可尺许。”

据上述病案可知华佗已能应用切脉和腹部触诊的方法诊断死胎。采用汤药，或针刺的方法进行治疗，或针药并用，使死胎产下；甚至使用探查方法，完整的取出死胎。反映了公元2世纪我国对死胎诊断治疗的高超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