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婴幼儿调护与疾病治疗
关于断脐,在古代医家认识到断脐不洁易致危害,因而主张烧断、烙脐、铁器水煮等基础上,近代医家多提倡新法接生,用消毒利剪断脐,不可过长过短,覆以纱布药棉。如吴克潜并主用枯矾末、松花等掺脐上包裹,中西结合,十分妥贴。对脐风原因,吴氏认识到是因断脐不慎,水湿寒气入侵;或手术不洁,包扎不慎,微生物侵入。治法推崇灯火(火焦)法,认为其原理“全在藉其暖气以温通杀菌”,颇为适用。
此外,张振鋆编撰的《鬻婴提要说》(1889年)是论小儿调护的专著。
二、痧痘
痧痘即麻疹与天花,或作痘疹,对人体尤其是小儿危害甚大,自古有“走马看伤寒,回头看痘疹”之说,形容其瞬息万变。中医对这两种急性传染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近代尤其达到顶蜂。其观察之细致,经验之老到,洵属千余年乃至数千年功力的积聚,也是中医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对此二病,近代除儿科著作中多有论述外,一般综合性医书也每涉及,此外,仅这方面的专著即有120余种,多数是痘疹合论,也有部分是专论痘疮或专论麻疹的;可见医家对此之重视。
麻疹
又称痧疹,或名瘄子。关于本病的专著,有安徽太平沈望桥撰述的《经验麻科》,江苏扬州叶霖撰写的《痧疹辑要》等。沈望桥精儿科,对麻疹尤为擅长。此书内容丰富,虽然在理论上发挥不多,但经验确切,是一本临床心得之作,如他将治疗药物分别为升降两种趋势,“麻疹未出,升发为先”,“凡治瘄之法,三日宜升,四日宜降,倘误降者,则不治也”,具一定指导意义。叶氏《痧症辑要》以“痧疹”为名,为记述小儿麻疹的专著,但不少地方亦每痘疹并论,且引进西医新知。这一时期对麻疹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预防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钱今阳对麻疹的病因作了分析。古人有将其分为胎毒蕴于肺脾,外感引发;肺胃蕴热外发;天行时毒等三种。钱氏在肯定本病均属热性传染病的同时,认为第一种为正痧;第二种为风疹,有别于麻疹;第三种属疫痧,当指麻疹中发热较重,传染较烈的一种类型。并将麻疹与伤寒、感冒、天痘、水痘、猩红热等病分别作了鉴别比较。吴克潜认为麻疹与痘疹的区别在于“痧疹之伏毒较浅,痘疹之伏毒深藏骨髓而发动于肾”,“痧喜清凉、痘喜温暖”在辨证论治方面,钱今阳结合中西医认识,将本病分为潜伏期、前驱期、发痧期、衰退期、恢复期五期。对麻疹全病程中症状之描述,机理之阐发,治则方药之运用,险逆并症之处置等一气贯通,融合无间。秦伯未则将此病分瘄前、瘄潮、瘄后三期,每期症治后附以总结性的“杂论”,为前人理论与经验的积淀。观察细致,应变多方,均反映了此期临床的新水平。恽铁樵《保赤新书》(1936年)主要叙述痧疹与惊风二病。他认为痧子病状初期以咳嗽、发热、心里难受为主要症状。其逆证有三:一为气急鼻扇,是气管、支气管等呼吸系统的炎症,治疗当驱逐风寒。二为高热无汗,鼻旁口唇发青,手足冷。为表闭,正气不能胜邪,病毒内攻。三为热毒内陷,大便泄泻。此时当区分寒热予以不同治疗。恽氏因子女夭折而发愤学医,他在研究儿科疾病时有很多切身体会,所论也较通俗易懂,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偶有以偏概全之处。
预防麻疹方面,在传统的解胎毒等方法外,叶霖提倡用《泰西方鉴》介绍的种疹法。即用患者血液涕沼蘸棉插鼻,或贴于皮肤;或以患者贴身衣物遍摩种者之身。谓可将命门伏毒由脏腑而引出肌肉,达到预防目的。其法实际是从中国人痘术脱胎而来。
痘
关于痘疮即天花的病因学,吴克潜不废旧说,仍主以膝毒与时行结合。“考痘证之原,由于先天,盖当成胎之时,父母欲火之遗毒蕴藏于胎儿骨髓深处,触于岁时流行之毒,即感之而外发”。故母体胎教很重要,遵守与否可减轻或如重痘症发作时的病情。
钱今阳一方面吸取西医知识,认为天花病因为一种病原体,并将天花传播途径归于空气、接触、胎盘血行;另一方面从中医传统认识出发,主张以先天病毒(胎毒)为主因,而以感风感寒为诱因。
此期关于痘证的诊治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高水平。秦伯未(1901~1970)《幼科学讲》将痘疮发热期、放点期、起胀期、灌浆期、结痂期、对本病的进程、症状、治疗、救逆等作了规律性探索。吴克潜认识到痘证证情凶险,变化多端,治痘应根据不同时期,随机应变。并指出治痘有常有变,不可执一而论。总之不论痘证证情如何复杂曲折,变化如何迅捷多端,中医都有成法可依,为人类疾病治疗积累了宝贵财富。中医不但发明了人接种痘术,而且在牛痘的宣传普及、传播推广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撰书介绍、理论研究、设局传种以及亲自施种等。总之,引毒外出,是这一时期医家对种痘以及牛痘机理的普遍认识。此外,对选苗、蓄苗、适种时间、种后调摄以及顾及余毒等方面,都通过亲身实践,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儿科特色医著
何廉臣《小儿诊法要义》是小儿病诊断学的专著。此书内容广博,立论精要,对小儿疾病无论是临床诊断,还是理论研究,都具较高指导意义。
杨鹤龄《儿科经验述要》
杨鹤龄(1875~1954),广东省大埔县人。其父杨继香业医,任职广东省城各善堂及育婴堂官医生。鹤龄自幼研读医书,17岁考取医官,并于1907年其父殁后接任广州东山育婴堂内儿科医生职。民国后自设诊所。日诊幼儿二三百人,晚年整理临床心得,写成《儿科经验述要》(1949年)一书。
其书继承程康圃儿科八证说,并有所补充和发挥,共列证十八。辨证方面以精确为要,注重实效。如咳嗽一证,指出风热咳嗽与燥火咳嗽最为常见,治则强调理热痰在肺,理寒痰食痰在胃。在儿科证治中专辟小儿湿温一类,既考虑湿温特点,主张初起以渗湿清热为主,又顾及小儿肝常有余,热邪容易引动肝风,而主加入平肝退热之品。
在具体治法方面,擅用封脐法、灯火疗法等外治法,善用素馨花、南豆花、白莲花、腊梅花诸花药,取其芳香轻透,协同诸药使邪从内达外,又无苦寒攻伐之弊。还常用广东土药如禾秧芽、苦瓜干、野芋头、蔗鸡(甘蔗节生出的嫩芽)、咸竹蜂、象牙丝等,既符合地方特点,又有简便廉验的效果。
杨氏在育婴堂任职六年,其间留医病婴多属危笃重证,对于婴儿病期各种表现和药效有深切体认,如有急症,即行施治,等于在医院抢救患儿。他重视医案总结,虽存案不多,但弥足珍贵,其实近代大量危重病人的抢救工件都是由中医承担的。杨氏在这方面的经验,反映了中医抢救治疗危笃重证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