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以临床经验总结及古代文献有关泌尿内科的系统整理为主，且初步探讨了泌尿内科(如肾虚症)的机理，引入现代医学的基础实验来揭示中医证候的本质的工作也已开始了初步的研究。

这个时期，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开始形成。1959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姜氏等人组成了藏象专题研究组，首先开创了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祖国医学藏象理论实质的先河，他们认为藏象学说为祖国医学最基本的理论之一，而五藏之中又以“肾”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喻为生命之根本。故首先开展了“肾的研究”。他们首先整理了中医有关肾与命门的文献，总结出历代不同的学说，如左肾右命门说、两肾总号命门说、命门在两肾之间说，并把历代医家对肾与命门的见解归纳为：命门生水火说、肾分水火阴阳说及肾阴肾阳与先天后天统一说等不同方面。且将《内经》、《脉经》、《巢氏病源》、《济生方》等古代文献中有关肾的病证的记载加以整理归纳。并从“异病同治”的角度来探寻中医“肾”的物质基础，发现不同病种的肾阳虚病人的24h尿17羟皮质类固醇含量确普遍低于正常值，其冷压实验亦呈反常表现。且在治疗过程中由于用药过偏发生肾阴虚与肾阳虚型相互转化，同时看到尿17羟及冷压实验亦有相应的变化，这证明了阴阳是有共同的物质基础的。并进一步探寻肾阳虚病人尿17羟低下的原因，进行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二日静脉滴注实验，结果发现肾阳虚病人反应多有延迟，而于补肾调整阴阳后即可复原。从而说明：肾上腺皮质代谢紊乱可能为肾阳虚机制中主要环节之一，至于肾阴虚的机制则还不清楚。

他们还进行了肾虚病人基础代谢与红血球中糖分解代谢的研究及肾阳虚病人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全面观察，采用了血11羟昼夜节律测定、Su-4885试验等。姜氏等人在这个时期的研究还只是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研究的开端，其中仍不免欠深入之处，但能够首先涉及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专科的研究，且首先运用现代医学的实验方法来探讨中医“肾阳虚”的机制，把中医理论提高到现代科学水平，无疑是了不起的成就。为探讨医学科学的新领域开辟了途径，为以后中西医结合泌尿内科的研究方向、方法提供了依据。

1964年何开玲等从正常人与肾阴虚、肾阳虚症患者的红细胞糖酵解测定的比较中，发现肾阳虚患者较正常为低，反映机体生热效应减弱，肾阴虚患者较正常为高，反映机体生热效应加强，而经补肾调节阴阳的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红细胞糖代谢均恢复正常，表明调节阴阳的药物起了调整能量代谢的作用。

同一时期，1960年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采用大剂量皮质激素或甲状腺素促使动物消耗，造成二组小白鼠“肾阳虚”的模型，使用助阳药后，有显著效果，但正常动物使用助阳药则出现抵抗力消弱的趋向。

五十年代末，南京中医学院总结抢救12例尿毒症的经验，认为在水肿后期用温补法效果差，宜从脾阳衰败、湿浊羁留郁化为热为病机出发，认为大黄能清利血分热毒，对血内氮质贮留可以改善。六十年代上海中医学院开始用大黄牡蛎煎剂灌肠以降低血氮。

1972年起上海第一医学院姜氏等人通过对调节肾阴、肾阳的两组中药方剂(温补肾阳药及滋阴泻火药)的临床研究，发现温补肾阳药可能与提高免疫球蛋白水平有关，且可改善肾盂积水，从而有利于输尿管结石的排出。同时发现滋阴泻火药可对抗地塞米松对垂体-肾上腺系统的抑制，如此减轻了激素的重要副作用；不仅临床而且动物实验也证明其对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保护作用，对动员激离脂肪酸，及减缓肝中皮质醇分解均有一定的作用。“肾”所涉及的面很广，由于肾阴肾阳是全身阴阳之本，研究肾阴肾阳可以代表全身的阴阳。阴阳处于对立统一状态，阴生于阳，阳生于阴，阴阳互根，这就包含着人体内存在的反馈调节、对立统一的平衡机制。这就通过对肾阴肾阳的研究，除了阐明了“肾”的本质，也阐明了这一阴阳调节机制。对于“肾”本质的研究这个时期不仅在上海，同时南昌、福建、青海、内蒙古均经实验研究发现肾阳虚患者尿17羟平均值较其他各组(肺气虚、肺阴虚、脾阳虚、肾阴虚)为低。宁波、陕西的研究也表明，肾阳虚患者ACTH兴奋试验也发现其最大反应能力低于正常对照组，而用温补脾肾法治疗后其反应能力明显提高。故而祖国医学的肾阳虚可认为具有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低下的表现。解放军155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中医研究院、北京朝阳医院的探讨均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即肾阳虚具有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紊乱的情况。

1978年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对里虚寒症(阳虚症)49例、里虚热症(阴虚症)25例、正常人30例，按双盲法进行皮肤电位活动的比较，发现阳虚证者呈明显抑制状态，而以补肾阳为主的治疗后，可看到皮肤电位活动趋于正常。

由于现代医学理论提出肾炎之病理变化常有血凝机制参予，故抗凝疗法广泛应用。肾脏病学者逐渐注意到了血瘀在肾病中之地位。1975年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率先提出了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治疗肾炎的新途径，并取得了一定临床疗效，以后相继有许多单位报道活血化瘀在肾病中的临床应用。山西省中医研究所用益肾汤治疗慢性肾炎29例，其中完全缓解12例，基本缓解10例，部分缓解4例，无效2例，死亡1例。王氏报道了以当归、川芎、赤芍、红花、丹参、益母草等为主，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治疗慢性肾炎47例，痊愈36例，显著6例，好转者3例，无效者2例。北京医学院报道以肾炎化瘀汤治疗慢性肾炎亦可达到一定疗效。

中西医学术交流后，有许多学者认为某些现代医学检查方法与中医的四诊相结合，对分析病机、指导治疗、提高疗效有所帮助。许多临床医师根据中医理论体系进行证类分型，探索其治疗规律，加强中医临床研究。肾炎最早是按水肿盛衰分型，分为阴水、阳水、皮水、石水、下水等；继之按病变脏腑分型，如肾阳虚、脾肾两虚、肺气不宣等等；以后进一步结合病理变化、病机分析及化验指标等等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分型。如慢性肾炎肾病型分：阳虚型；气虚型；湿热型；痰水交阻型；其他：夹阴虚、肝火、肝气等等。慢性肾炎高血压型分：肾阴虚、肝阳亢；肾气、肾阴两虚。其他如解放军281医院及贵阳中医学院等，也均应用中医辨证施治结合肾炎的客观指标提出各自的分型法。此时已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的分型法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方面中医的辨证结合客观指标易于掌握；另一方面便于与西医界及国际医学界的学术交流。这个时期各地的分型法各有其特点与优点，但也均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时还难以统一，必须还需要有一个随着临床实践的病例积累，中西医之间的交流进一步深入，以及诊断技术的改善而逐步完善的过程。

1977年时振声根据文献资料及其个人经验，将肾炎蛋白尿的治疗归纳为十个疗法，即健脾益气法、温补脾肾法、气血双补法、滋养肾阴法、补脾固肾法、阴阳两补法、活血化瘀法、清热利湿法、气阴两补法及消化蛋白法，并分别列出了主要方药，其用法也都是以尿蛋白为指标结合辨证用药的。

八十年代初以来，由于肾活检、电镜、免疫荧光及生物工程等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对肾脏生理、病理，肾小球疾病的发病机理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治疗方面还没有真正的特效药，未见重大突破。为此中医药治疗肾小球疾病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重视与兴趣。所以这已不单纯是中医学者的工作，国内外许多中西医学者在临床上对为数不少的病人进行中医药治疗并取得一定疗效。中西医结合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探讨中医药治疗肾小球疾病的机理、筛选有效方药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中医“肾”实质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肾主水与现代医学肾的水液调节功能含义相似。关于肾阴肾阳的物质基础，上海内分泌研究所安教授为首的科研组对肾阴肾阳与机体内分泌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工作，“七五国家攻关课题”对肾主髓、生血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从目前对肾脏内分泌的认识，其分泌1、25(OH)2D3，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作用，可以说明中医肾主骨生髓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