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发展阶段

1980年以前的民族医史研究，可以说是一块荒芜的园地，没有人提及，也未见到专文论述。少数几篇关于少数民族医学的文章，大多是介绍性质的，谈不上研究。如“西藏医学”，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藏医的发展，但把《四部医典》这部藏医学经典著作归入“印度古代名医龙树菩萨的著作”，文中未曾论证，显得有些武断。1949年前的其它民族医史论文更少得可怜，医史界前辈范行准“胡方考”，朱中德的“胡医考”是较早的论文，也有一些深度，但其所指的“胡”，与今日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在概念上尚有一些差别，“胡”不仅包括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甚至连邻近国家或中国以外的其它民族和国家，一概以“胡”字概括之，而不是专指我国的少数民族而言。

1949年以后至1980年这一段时期，在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民族医学作为祖国传统医学（广义的中医）的一个有机组成养分，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民族医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初见端倪，各民族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民族医史的研究论文。如壮医陶针考、蒙医史的初步研究等。值得提出的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的藏医古代文献整理小组于1976年进藏，对藏医丰富的文献进行了初步调查，对于藏医史的研究，无疑像一种催化剂，使藏医史的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七十年代末，有不少藏医药史研究论文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如《上海中医药杂志》、《新中医》、《新医药杂志》、《中草药通讯》等，都开始有少量藏医药史的论文刊载，云南省还发掘出罕见的彝医古代文献，引起了人们对彝医古代文献及彝医药的兴趣，也开始发表一些有关的学术论文，一股研究民族医学史的新潮已有呼之欲出之势。

二、奠基阶段

在中华医史学会复会、《中华医史杂志》复刊的过程中，鉴于7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医史研究出现的新形势，民族医史研究被列入议事日程，作为重点加强的薄弱环节，并得到了中华医史学会学术会议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后，专门开辟了“民族医史研究”专栏，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它标志着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此，民族医史研究的论文逐渐增多，其学术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新的形势发展，鼓舞了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者的极大热情。几乎与此同步，我国民族医史研究的专业队伍也开始形成。1980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正式组建了少数民族医史课题组。不到两年，随着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课题组升格为少数民族医史研究室，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个民族医史专业研究机构。此后，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医学研究所也设立医史研究部门，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延边朝医研究所、新疆维医研究室等，这表明一支民族医史专业队伍已经形成，这又是我国民族医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另一个标志。

从这一阶段在《中华医史杂志》及其它中医药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民族医药史的论文看，学术研究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与前一阶段相比，都有很大的变化。《中华医史杂志》从复刊到1987年，刊登的民族医史论文25篇，涉及九个民族。经分析认为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与1980年以前的论文进行比较，有四个特点：一是涉及民族多，涉及面广，它不仅研究像壮、彝这样一些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探究了朝鲜等这样一些人口中等的民族，涉及面广。二是学术水平较高，有较深入的研究，比前一阶段的研究有所不同。最后是有些论文已经深入到原始文献的考据，从而使论文的可靠性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其中包括对藏医敦煌卷子、回鹘文医书、西夏文辞典《文海》等等的考证。

这一阶段还有几件民族医史研究大事。1984年由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我国首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民族医药事业‘七五’发展规划的意见”，把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提高的工作列为七五规划的重大任务之一，还初步制定了“1984～1990年民族医药古籍整理规划”，对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及其它民族医药古典著作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提出明确的计划。

1987年12月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第七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以民族医学史为主题，是对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的一次检阅。参加这次会议有来自17个省区的代表近百人。论文涉及的民族有藏、蒙、彝、壮、朝、维、回、畲、苗、土家、布依、鄂伦春、黎、纳西、拉祜等，还有古代少数民族如匈奴、契丹等。论文的内容包括医药卫生发展史、民族医学人物评价、古典医籍、考古文物、学术思想等等。

与会代表提出组建我国少数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者自己的组织的要求，认为组织一个民族医史研究会的学术机构，对于促进我国民族医药学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时机也已成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当时成立全国性的民族医药学术团体还不成熟；因而，经中华医学会批准，会议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民族医史专题组，蔡景峰任组长，洪武娌为学术秘书。在会议闭幕式上，对我国的民族医史研究工作做了总结，认为：一个民族医史研究工作的高潮已经到来。

至此，一门新的医史学的分支学科即民族医史学在我国已经形成，其标志是：出现了一支民族医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尽管这支队伍还不大，只有几十人，但我国还有众多的兼搞民族医史的研究人员，业余爱好者则难于统计其数；民族医史的专业机构已经建立，民族医史工作者更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交流学术研究心得的园地。更重要的一点是，民族医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已经提出，并开始形成一定的体系，如蔡景峰曾先后在全性民族学术刊物《民族研究》及《中国医药学报》上发表论文，论述民族医史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讨论民族医学中研究人才的学术修养与素质、研究方向、各民族医学历史形成条件及其与社会及有关科学的关系，与民族学、民俗学等人文科学的关系，还提到民族医学人物评价，民族医学古典著作的发掘与整理，民族医药学历史分期及其它理论问题，民族医史的研究方法等等一系列理论性问题的探讨。

可喜的是论文已涉及一些过去很少涉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台湾岛上的泰雅、布农、邹、卑南等多个未统计在大陆55个少数民族之内的少数民族，以及鄂伦春族等较小的民族。

在研究方法上除一般医史所用的文献考察、调查研究之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已经应用。不仅对大陆各少数民族进行比较，还把我国少数民族医与邻近国家的民族医进行比较研究，理论探讨也较多地涉及，如关于一些民族医学历史的分期等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已经在民族医史学的研究领域里开展不同学术见解的讨论和争鸣。不仅如此，民族医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也开始引起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如洪武娌在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强调总结经验，提出使民族医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意见。论文中认为研究我国民族医学史要从整体研究出发，把民族医史作为中国医学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加以研究。这样，中国医学史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不致残缺不全。在研究方法上要求从本民族医学的特点出发，进行历史分期，要深入实地调查活的经验，收集散落于民间的文献，从中总结出民族医学发展的一些规律。还要注意研究以本民族医药经验为核心、吸收其它先进医学体系经验的发展过程，以及汉族医学与各民族医学在历史上的双向互相影响的历史事实等等。对理论问题开展研究，表明民族医史学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三、繁荣阶段

在前一阶段民族医学史研究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我国民族医史事业进入了一个繁荣的阶段。这种繁荣的局面，表现在民族医史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全面发展并获得累累硕果。

（一）学术论文

由于1987年以民族医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推动和促进，加上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园地，学术论文大量涌现。除各省市中医药杂志刊出个别与民族医史有关的论文以外，《中华医史杂志》民族医学史专栏上几乎每期有论文刊登，少则一篇，最多时可达三几篇。

这个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民族医史学学术迅速发展的趋势。

从1987年以后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的论文的情况看，民族医史学的研究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涉及面广和论述问题深。就论文涉及的族别而言，已有蒙、藏、彝、等17个以上的古今民族；论文涉及的内容有一般医药卫生史及其调查研究、理论探讨，如果把其它学术刊物的这类论文也统计在内，那么可以看出，在民族医学史这块园地里，已经全面开花，其对医学史函盖和问题所涉及的面与我国一般医学史的研究面几乎没有二致了。

难能可贵的是一支包括专业和业余爱好者的研究队伍，已经由全国的不同民族组成，中华医史学会民族医史专业组的成员就是由几个主要民族医史工作者组成的。从上述这一时期发表论文作者的族别看，已经有半数以上作者为少数民族，充分表明民族医史学科已经深入各族科研工作者心中，成为团结我国各族的纽带。

1995年，一份《中国民族医药杂志》创刊了，该刊也辟有民族医学史专栏，为民族医学史的学术繁荣，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二）学术专著

过去，许多民族医史工作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医史工作者对一般标以“中国医学史”的专著提出意见，认为把民族医史排斥在外，使中国医学史变得不够完整，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这种情况已开始改观，七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医史专著，不论是高等医药院校的教材，还是一般学术著作、参考书、都已经把民族医学史放在应有的位置，有的还有专章介绍，使民族医学史在中国医学史这一学科从整体上占有相应的比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医学史在我国医史学术中逐步成为独立学科的总趋势。

这一阶段综合性的、族别性的民族医史专著不断出现，确有使人目不暇接的势头。早在此前，蔡景峰就译出《西藏医学》一书。此书虽标以西藏医学，但书中介绍了《四部医典》的部分章节，并将3/4篇幅译出“宇陀·元丹贡布传记”，实际上是一部医史著作。此后，又有一些专著出现，包括《蒙医简史》、《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医学史》、《西藏医学史》、《彝族医药史》、《内蒙古医学史略》。还有在一些有关民族医药的著作中，如《云南医药卫生简史》、《侗医学》、《彝族医药》、《彝族医药学》、《中国藏医学》、《中国彝医》等书中，民族医学史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值得着重提出的是，由洪武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一书，作为“八五”中国科技史的重点出版计划“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的组成部分，业已完成，并于近期出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型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综合性专著。此外，尚有以下几部专著出版，即《藏族历代名医略传》，全书收入藏医古代名医共123人的传记。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民族医史人物专著。还有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这是古代藏医一种特殊的教学工具“曼汤”（挂图）的缩印出版物。该书已经出版了藏汉对照版（强巴赤列、王镭译注）、藏英对照版（强巴赤列、蔡景峰译注），两种版本均为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