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西医结合的回顾
(一）历史背景
中国医药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几千年来一直是广大人民防治疾病的主要方法，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西周开始（公元前1065年）中国医药学已有正式文字记载，现存的第一部医学巨著《黄帝内经》约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此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中国医药学也不断提高，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多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到新中国建立时为止，中医从业人数也占有绝对的优势。
西方医学从明代后期传入中国，16世纪末意大利的传教士首先把西方医学传到中国，随后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也接踵而至。在18世纪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取代了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以东印度为大本营，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掠夺。传教行医亦属他们进行掠夺扩张的一种辅助手段。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更是畅通无阻地、大规模地输入中国，英美等帝国主义者假传教为名，到处设立教会医院，附办医塾，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创办学校，广招学生。中国官办的西医学堂也在此时诞生，中国人亦开始去外国学医。北洋政府时期，除英美外，德、日、法等国也争先在我国各地设立医院及开办医学院校，从而使西医人数不断増加。
面临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及西医力量的不断增强，很自然地产生了如何对待西医和中医的问题。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主张废除中医中药，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主张“扬西抑中”，企图通过法令废弃中医中药；1929年国民党政府曾在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了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并提出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1933年汪精卫再次提出废止中医中药的主张。上述错误主张由于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第二种态度则是全盘否定西医的科学性，抵制西医的传入，以致在某一时间曾展开了尖锐的中西论战，相互攻击。很显然，这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第三种态度是同意中西医同时存在，但也认识到中医学术必须不断发展。这些医家的观点可分为两派：一是以唐宗海、张锡纯、章炳麟及吴瑞甫等为代表的中西汇通派。他们主张吸取西医学术之长，摒弃中医学术之短，努力探索以西医的学术见解来沟通和发展中医学术。另一派是以恽铁樵、杨则民等为代表的中医革新派。他们强调应站在维护中医的立场上，以《内经》、《伤寒论》为立论基础，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而扬长弃短。长期的中西医学术争鸣，不同观点的反复商榷，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中西医学术的进步，但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正确对待中西医的问题才逐渐得到妥善的解决。
(二）新中国建立以来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把“团结中西医”作为卫生工作四大指导方针之一，随后又具体制定了明确的中医政策及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妥善地处理了中西医两个队伍和中西医两种学术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①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②要根据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保持中医学术的特色，采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系统研究，不断提高其科学水平；③中西医团结合作，取长补短，中西医之间互相渗透、逐步结合，以便在若干医学领域内突出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与特色；④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有条件的中青年中 医亦应学习一些西医，吸收基础医学工作者参加中医研究工作，拓宽中西医结合领域，扩大中西医结合队伍。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卫生部党组“关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报吿”，遂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三十年来，不论在组织西医学习中医方面，还是在中西医结合工作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道路不是平坦的，其经历的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8年到1966年“文革”以前，是中西医结合播种、育苗及茁壮成长的良好发育阶段。在毛主席批示发表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办起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此期间培养了几千名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在临床各科普遍地开展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出现了一批好的苗头。针灸治疗范围不断扩大，由于它简便有效，很受群众欢迎。在针刺止痛的基础上出现了针刺麻醉，并在较多的病种及手术中得到推广。在中医基础理论、诊法、方剂与单味药等研究方面也进行了很多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打开了局面， 培养了人才，奠定了基础。尽管当时由于对中西医结合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并受到社会上“急欲求成”的思想影响，在中西医结合的提法与对中西医结合成果的评价上出现过某些偏差，但毕竟不是主流。
第二阶段：1966至1976年秋“文革”动乱的十年，也是中西医结合的灾难时期。几乎所有的老中医和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骨干都遭受迫害，因而使中医与中西医结合工作停顿下来。广大中西医结合工作者“欲罢不忍，欲干不能”。在这极端困难时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仍关怀中西医结合工作，于1970年底到1971年初，召开了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对如何正确开展中西医结合作了许多要指示，并指示卫生部对几个有苗头的成果开办学习班进行推广，使频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得到生机。
第三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中西医结合工作得以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1978年中央专门发布了56号文件，1980年卫生部召开了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进行了大量的恢复、重建和整顿工作。经过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下发的（80）卫中字第9号文件，提出了当前发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方针。明确指出：“中医、 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共存，团结依靠， 这三支力量，推进医学科学现代化，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为保护人民健康，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个文件还进一步重申和明确了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 提出了一些实现这个指号方针的具体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健康发展。几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批通过同行评议、专家鉴定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成果。如针灸、针麻及其原理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心脑血管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儿科疾病、妇产科疾病、眼科疾病、耳鼻喉科疾病、肛肠 科、皮肤科、口腔科等疾病的研究，以及某些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都获得较好的疗效。在新药的研制上，也出现了象青蒿素、川芎嗪、靛玉红、猪苓多糖、冠心Ⅱ号等新的成果。
1981年建立的全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发展很快，已建立了20多个专业委员会（组），出版了全国性的中西医结合杂志，编辑出版了中西医结合研究丛书，每年举办多种规模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活动，还不断参加国际性的学术交流，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党的中医政策和中西医结合方针是正确的，中西医结合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是大有可为的，只要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开拓进取，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
(三）中西医结合的途径与方法
通过长期实践对于中西医结合的途径与方法，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其途径可概括地分为以下七类。
1.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
这是目前应用最广，在各级医疗单位都能进行的一种结合途径。可从疾病的诊治入手，以提高疗效为目标，研究中西医的有机结合，进而深入到理论机制的研究。也可以从中医“证”的研究入手，探讨同病异证或异病同证的规律，提高疗效，研究理论机制。
2.中医基础理论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包括阴阳学说、脏腑学说、经络学说、气血学说、扶正固本等。目前已经取得一批成果，对某些中医基础理论的实质给予了较为科学的阐述。
3.中医诊治的研究
对舌诊及脉象的研究进展较快。用电子计算机模拟中医专家的辨证论治取得了成功，不少程序已进入实际应用阶段。
4.中医治则的研究
对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温补肾阳、健脾和胃、通里攻下等治则，已进入到较为深入的研究阶段。
5.方剂与单味中药的研究
包括药理作用及剂型改革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6.针灸及针麻的临床与机理的研究
除传统的针灸外，还有水针、电针、光针、耳针、头针等。针麻原理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这是在国外引起“针灸热”的一个重要原因。
7.其他中医治法的研究
如"气功、按摩……等”。
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方法除吸收中西医固有的研究方法及手段外，在临床研究的方法与程序上，应注意以下五点：
- 辨病与辨证 把辨病与辨证结合起来，而且把辨病与辨证都建立在主要症状，体征及实验指标的基础上。使辨病与辨证有 “征”可查。
- 疗效判定 把疗效的判定建立在症状、体征及实验指标的动态观察上。使疗效的判定有“据”可依。
- 疗愈机理 在取得疗效的基础上，研究疗愈机理，从整体水平 → 器官水平 → 组织水平 → 细胞、亚细胞水平 → 分子水平，不断深入。取西医详于微观之长，补中医略于细节之短；取中医整体观念之长，补西医重视局部而略于整体之不足。
- 方药筛选 研究有效方剂的整体效应、单位药物的个别作用及更加合理的组合，阐明作用机理，筛选出疗效更佳的方剂与药物。
- 实验研究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再辅以必要的实验研究，形成新的理论学说，或补充修正原来的理论学说，使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