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方证不符

用药不当，关键在于药不对证。实热证误用温补，虚寒证误用寒凉攻下，必然加重病情，使实者更实，热者更热，虚者更虚，寒者更寒。现代名医万友生先生早年曾治李某，女，中年。素体瘦弱，胃中灼热感已三四年，饥时尤甚，饮食则舒，通身皮肤灼热，手足心热，晨起胃脘有气包突起，约半小时自消，大便秘结，小便黄热，白帯多，头晕，脉细数而虚弱。初按脾胃阴虚内热处理，投以增液汤加石斛、沙参、石膏、甘草，服4剂，胃中灼热稍减，气包未再发生，但大便仍秘结不行。仍用增液汤合泻心汤以清下之，进2剂，胃中灼热未见续减，大便仍艰涩难下。患者迫切要求通便，因予增液承气汤2剂，仅服1剂即感胃中异常难受，虽微泻几次而不畅，食欲大减，神疲肢倦，患者不敢再服，而别求医治。万有生老在总结他早年这一例挫手案的教训时说：“其大便秘结不行，不仅是阴虚肠燥，更主要是中气虚弱而无力传导，故虽润以增液而仍不下，攻以硝黄虽得微泻而不畅（《名老中医之路》）。

消导之法，也属攻邪之类。误用于虚证，也会误人。不可妄行消导的病证：一是气虚引起的腹胀，腹皮虽然膨急，但却中空无物；形状如鼓。此与蛊症腹内实而有物，或为虫，或为血，是大不相同的。蛊证属实，可以消导，而气虚鼓证，则为败症，只能扶正，切忌攻邪消导。二是脾虚引起的水肿，乃因脾土虚而不能制约水液，此证非补益脾土不可，也不能只去消水。三是肾脏的真阴大亏，命门火衰而不能生土，以致水肿、腹泻，此证非温暖命门不可，也不能随便消导。其他还有脾虚而食不消者、气虚不能运化而生痰者、肾虚水泛为痰者、血枯而经水断绝者，皆非消导所可行。①明代薛立斋曾治陈某，素体阴虚，复患咳嗽。患者自恃略知医道，便自服发表化痰之剂，无效；又改用清凉化痰等药，病情更重。薛立斋诊后说：“此脾肺虚也。”患者不信，又服牛黄清心丸，更加胸腹作胀，饮食少思，肝、脾、肾三经的虚证纷纷出现。后经薛氏治疗，晨服六君子汤加桔梗、升麻、麦冬、五味，补脾土以生肺金，夜服金匮肾气丸，补命门火以生脾土，诸症渐愈（《内科摘要》）。②《中医药研究》1987年第1期报道，李兆芳治一年过七旬的老年妇女，被人踢伤小腹部，出现血尿，外科诊为膀胱挫伤。李氏诊得脉弦细，面色枯涩，并有腰痛、尿频、胸胁满、纳呆、恶心暧气等症。以为诸症皆由瘀血内阻引起，授以抵当汤。3剂后，诸症未减，反而大便失禁，脱肛严重，口干欲饮，心烦失眠，一派气阴两伤症象。本应及时培补气血，但李氏仍以为是外伤瘀血内阻，瘀去则正自安，复授以抵当汤加味治之。服6剂后，大便带血，小便失禁，卧床不能站立，头昏目眩，纳呆，脉虚。医者至此方才猛醒：患者乃古稀之人，肾气虚衰，虽有外伤史，但无明显瘀血表现。错投行瘀逐血之峻剂抵当汤，克伐过度，造成虚虚之祸。遂急改补中益气固肾之法，以补中益气汤合缩泉丸加减调理，20剂后痊愈出院。

以上“虚虚”之误，其误非轻。与此相反，犯“实实”之误，也会加重病情。常人之情，大多好补而恶攻。不仅病家如此，一些医家亦复如此。①清代著名文星袁枚患痢，医者因其年老而以参芪补剂，病遂大剧。后有张止原老友赠以所制大黄，服之3剂而愈。②现代名医赵金铎在行医之初，曾治六旬老叟赵某，患痢疾，每日腹泻数十次。赵氏据其年老体衰，气怯肢倦，即以虚治，用四君子汤加秫米。服后半日，痢未减轻，顿增脘腹䐜胀，剧烈呕吐，体温升高，神情时昧。赵氏惶然，回家査书思考，方知犯了“实实”之戒，急改投黄芩汤加半夏、竹茹，数日痊愈（《名老中医之路》）。③高某，男，75岁。因感受风寒引动伏邪发病。自认为是高年体虚所致，于是购服蛤蚧、白木耳，服后随即声音嘶哑，咳痰不畅。前医又投沙参、石斛、玄参等养阴润肺利咽之品，5剂后，声音嘶哑更甚，伴有胸痛、痞满、饮食减少、舌苔厚腻。魏长春老中医诊后，辨为外感误补之金实不鸣证。便以三拗汤宣肺开闭，配蝉衣宣肺开音，另加鲜竹茹、莱菔子、生苡仁，清热化痰，下气除湿。3剂后，声音即恢复如常（《浙江中医杂志》）。④秦某，女，61岁。10余年来经常四肢麻木，误认为高年体虚，服别直参温补，不仅麻木未减，反见全身和乳房刺痛，面发红瘰，舌质深红，脉象沉弦。魏老诊后认为，证属肝风之候，误补增剧。先用调胃承气汤导下，加蒲公英、钩藤平肝凉血泻火，5剂后，又加旱莲草养阴凉血以清头风，再服10剂，体痛及麻木渐减，面部红瘰消失（《浙江中医杂志》）。

古往今来，大量事实证明，医家之误，莫过于攻补反施，寒温误投，轻则加重病情，重则误人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