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医儿科学的源流和发展

〔自学时数〕2学时

〔面授时数〕

〔目的要求〕

1.掌握中医儿科学的源流和发展的梗概。

2.熟悉中医儿科学在宋代以后的重大发展及解放后的新进展。

3.了解在中医儿科学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医家与著作。

本章所述，为中医儿科学的萌芽、形成与发展之简史，所以称之为“中医儿科学的源流和发展”。

中医儿科学源远流长，据现有的历史文献考证，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医书及《内经》即有记载。以后，历秦汉、隋唐均有发展，至宋代，以钱乙、董汲、陈文中诸家为代表，对中医儿科学的形成、完善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至明清，以万密斋、谢玉琼、陈飞霞为代表，对小儿时行疾病的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解放后，中医儿科学又取得了新进展。

学习本章内容，首先要理清中医儿科学源流和发展的梗概，尤其是宋代以后的发展概貌，在此基础上，着重掌握历代在中医儿科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医家及其主要著作。

中医儿科学是中国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亦称小方脉、幼科、哑科。祖国医学在儿科疾病方面，很早就有记载。如《素问•奇病论》：“人生而有病巅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巅疾也。”（张景岳注：巅疾者即癫癎也，内经巅癫通用。）此段很清楚地描述了小儿疾病的遗传因素，讨论了病因病机，说明了怀孕期的保养的重要性。这也为“胎养”、“胎教”和“优生”学说提供了依据。

西汉时期，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秦汉以前的古代医学著作《五十二病方》中，亦有“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载。都反映了儿科学的萌芽。又《史记•扁鹊列传》载有，“扁鹊……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可见当时对妇婴疾病非常重视，并有了小儿专科医生。（见《汉书•艺文志》）。最早的一部药学《神农本草经》就记载有小儿常见病的惊痫瘈疭（师古曰小儿病也）药物数十种，其中如植物药的蚤休、蛇含，虫类药的殭蚕柞蟬、露蜂房；介类药的龟甲；芳香解毒药的麝香、牛黄等，仍为现代儿科所常用。西晋王叔和著《脉经》（公元三世纪初）就论述了小儿脉法：“小儿脉呼吸八至者平，九至者伤，十至者困”的记载。葛洪（生于三世纪末四世纪初）著《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述了危害小儿最大的“天行发斑疮”（天花）的典型症状与流行，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感染，乃呼为虏疮，葛氏并有治豌豆疮方。天花是过去危害儿童的烈性传染病，自《肘后方》以后，对这个病的性质和防治逐渐有了认识。此时已流传着第一部儿科专著——《颅囟经》（按：首骨曰颅，脑盖曰囟，乃因小儿初生颅囟未合，小儿与大人不同，故取以名书）。自《唐书•艺文志》以上皆无此书名，但隋《诸病源候论》（书成于公元610年）卷45中记有：“中古有巫方，立小儿《颅囟经》，以占寿夭，判疾病死生，世所相传，始有小儿方焉。”至《宋史•艺文志》始有师巫《颅囟经》二卷，书中提出小儿为“纯阳之体”的观点，对中医儿科学生理特点方面的论述，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书中论述了脉法及惊、痫、癫、疳、痢的证治，对火丹论述尤详。所以，《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书中就有小儿科。

隋唐时代，在太医署内，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促进了儿科专业的发展。当时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中介绍小儿疾病多至6卷，列有255候，对病因病理和证候的阐述较详。如《诸病源候论•脐疮候》认为是一种风证，名之为“脐风”、“四六风”、“撮口风”、“噤口风”等，并为了防止这种严重疾病的发生，认真研究了初生儿的“断脐”法和“裹脐”法，以避免感染。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一种先进的措施。该书还特别提出了“哺露候”，“丁奚候”由哺食过度，伤于脾胃之诊，与《后汉书》王符传：“婴儿常病，伤于饱也”意同。

孙思邈（公元581〜683年）的《备急千金要方》把妇孺医方列于卷首，则是崇本之义。儿科用方达300余首。《千金要方》的“少小孺婴方”，是中医儿科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内容丰富，涉及有关小儿的喂养、调理、发育、日常卫生等各个方面，不独是审疾疗病而已。他说凡小儿之病与大人不殊，惟用药有多少为异，其惊、痫、客忤、解颅、不行等九篇合为一卷，其余散见诸篇中，可披而得也。他还主张婴幼儿要在清新空气和阳光中锻炼。序例中说：“天和暧无风之时，令母将儿于日中嬉戏。数令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肉牢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这些认识和措施，对于婴幼儿的健康成长，也是十分重要的。

王焘《外台秘要》40卷（公元752年编成），其中86门均为小儿疾病的防治。论述变蒸有论有方，黑散、紫丸药简功专，用量极小，为后世儿科立方用药作了示范。《外台》论小儿诸疾，实源于《颅囟经》，在内容上较为广泛，在分类上及论究病源和治理方法上所采录都较为详细，可以看出中医儿科在唐代的概况。总之，隋唐医家不仅于麻、痘、惊、疳儿科四大证已有所记载，且治理方法亦都甚详。此外，唐代王超的《水镜图诀》最早记述了小儿的指纹诊法，为后世医家以“虎口三关”观察脉纹形色辨别疾病奠定了基础。

宋代，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医学的进步。北宋钱乙，字仲阳（约公元1035—1117年）是当时最享盛名的小儿医，是中医儿科的一代宗师。而其学出于《颅囟经》。（宋代刘跂撰钱乙传，说，“乙始以颅囟方著山东。”）他专业儿科40余年，学术造诣精湛，与之同时的阎季忠赞其治小儿，赅括古今，著有《小儿药证直诀》，朱记尝所治病二十三证，为儿科验案之始。他远承仲景、华佗、孙思邈经验，创立了五脏虚实寒热证治法则，如以八味地黄丸去桂附（名六味地黄丸）治小儿先天不足诸病，注重补益小儿肾阴；以泻心汤单用黄连一味治疗心气实等，都是结合小儿疾病特点因证制方的。尤其对麻疹的症状，诊断和治疗，几种发疹性病的鉴别，以及常见的惊厥，在钱乙以前的医籍中虽有急、慢惊风的名称，但都语而不详，直到钱乙才有精深的论述，惊风和痫证也有了明确的区别。“疳”是小儿另一种常见病，钱乙把“疳”列为脾胃病，他说：“疳皆脾胃病，亡津液之所作也。”在病因、病机、分类和治疗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用五味异功散即四君子加陈皮，治小儿虚冷吐泻。七味白术散即四君子汤加藿香、木香、葛根，治小儿脾虚肌热，虚热作渴，泄泻。又如钱乙的调中丸，实际就是仲景的理中汤原方。他把小儿的生理病理概括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与《灵枢·逆顺肥瘦》“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弱”之论若符合符契。这一小儿体质特点，至今仍为儿科医家所重视。

南宋刘昉的《幼幼新书》40卷（公元1150年序行）包括病源形色，禀受诸病，急、慢惊风、斑、疹、麻、痘、五疳辨治，以及眼目、耳、鼻、口唇、喉、齿诸条，对痈疽外伤尤为重视，内容很丰富，保留了一些已佚失了的文献资料，是现存的宋代儿科巨著。此外，不著撰人姓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公元1216年宋太医局刻本），自初生以至成童，内外五官诸多疾病的证治，均分门别类，详细收录，所谓“保卫其生，总括精微”。其中还明确指出新生儿脐风撮口是由于断脐不洁所致，与大人因破伤而得的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并倡用烙饼子（烧红的烙铁）烧灼脐带以预防脐风。

随着当时对烈性传染病的防治不断深入，董汲著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钱乙为他写序并校正刊行，实为天花、麻疹专书之始。另外，陈文中的《小儿病源方论》载有传统的育儿方法，其《痘疹方论》对痘疹防治亦有一定的影响。王珪说：“宿州陈君手集婴动摄养，痘疮疹方，详备有法，治证有验，起死回生，端如反掌。”（《泰定养生主论》）其《痘疹方论》系论痘疹的一部专著，在虚实寒热的辨证及治法上均有其独到之处。明代儿科名家薜己深得其奥，特为本书校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元•朱丹溪（公元1281〜1358年）在其《格致余论•慈幼论》中指出：“乳母禀受之厚薄，性情之缓急，骨相之坚脆，德行之善恶，儿能速肖，尤为关系。……若夫胎孕致病，事起茫昧，人多玩忽，医所不知，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倶寒，病则俱病，安则倶安，母之饮食起居尤当慎密”。指出了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对于小儿的保健和疾病的防治，都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小儿治则上颇宗钱乙。认为钱乙之方，“立例极好”。他本人的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如“乳下小儿常湿热多，”“小儿食积、痰热、伤乳为病”。故制保和丸。“小儿易怒，故肝病最多，肝只是有余，肾只是不足”。（《丹溪治法心要》）这是依“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针对小儿特点提出的论点，是切合实际的。

元代儿科名家曾世荣（公元1252〜1330年）继承了他老师刘直甫五世祖先刘茂先的治疗经验，著《活幼心书》三卷，书中所录治方，又经他自己反复验证，对惊风抽搐的辨证治疗有独特精确之处。他在一首歌诀中说：“四时欲得小儿安，常须二分饥与寒，但愿人皆依此法，自然诸疾不相干”。这是幼儿卫生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对于保障小儿健康是有益的。

明代，封建社会制度虽没有改变，但由于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向前发展，对自然科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徐用宣的《袖珍小儿方》（公元1413年）辑明以前小儿诸家验方，分72门，共624方，各证齐备，叙述详明。冠平的《全幼心鑑》对面部及虎口三关指纹望诊作了详细的描述。薛鎧、薛己（号立斋）父子精于儿科，著《保婴撮要》20卷（公元1555年）。薛已精于小儿脏腑虚实辨证，特别重视脾肾与各脏之间的相应关系，如“风邪所感，宜补脾气。”“凡脾之得疾，必先察其肝、心二脏之虚实而治之。盖肝者脾之贼，心者脾之母也。”这些都是薛己运用易水张洁古学说而发挥的，附有很多验案、验方，对临床参考价值很大。

明代名望很高的儿科世医万全，著有《育婴家秘》、《幼科发挥》（公元1579年）、《片玉心书》等。万氏十分重视胎养（孕期预养）、他还在钱乙“脏腑虚实辨证”的基础上，提出小儿“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虚”的观点，对后世儿科生理、病理的特点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天花、麻疹、惊风等证治有独特见解，如治疗痘疹，摒弃了以往医家的偏见，主张“温补凉泻，各随所宜。”此外，万氏首先应用推拿法于儿科，尤其在治疗上，首重保护胃气，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泻或补，慎勿犯胃气”。万全的这些学术见解和临床经验，对于儿科学术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明代儿科学仍重痘疹防治，如翁仲仁的《痘疹金镜录》辑诸家精要，未附杂证，亦以补痘科所未及。聂久吾的《活幼心法大全》，乃集痘疹之大成，用药不偏于寒凉，亦不偏于温补，深得中和之理。以及《痘疹慈航》等，立论精详，辨证确切，为清代痘疹防治树立了楷模。费建中的《救偏琐言》，其大旨存于救偏，其总要在于攻毒，乃其审势变以立言，非好与前人为异同也。所论元气流行表里缓急，形色变态之异，死生危愈之期，变化万端，了然心手，附以治验，信而有征。

预防天花自公元十世纪宋代真宗时发明了人痘接种以来，明、清又有了新的进展。张琰总结了前人及自己的经验，编成《种痘新书》（公元1741年）。他说，“余祖承聂久吾先生之教，种痘相传已经数代……以‘佳苗’而引胎毒，斯毒不横，而证自顺。”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先后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土耳其并远及欧、非诸国。由此可见，我国的人痘接种法已有数百年之久，比英国人琴纳牛痘法为早，是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在麻疹方面，明•殷仲春的《痧疹心法》，清•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认为麻疹以透为主，首立宣毒发表汤，为后人所崇。从这许多宝贵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祖国儿科医学对麻疹的防治，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清代儿科学的发展，不仅诊疗水平日益提高，儿科的专著更加繁荣，在《医宗金鑑》中，提出了新生儿假死的抢救方法，已将《幼科杂病心法》、《痘疹心法》、《幼科种痘心法》分作三卷（公元1739年刊行），而张霞谿对其麻疹部分加以阐注，为初学者通其旨。儿科专著影响较大的有夏禹铸《幼科铁镜》，主张“望面色，审苗窍，从外以知内”。他还兼善小儿推拿，他认为有些小儿病可以用推拿代药。因为推、拿、揉、掐四种不同的手法，相当于药物之寒、热、温、平四性，推拿得当，就会收到与药物同样的效果。夏氏还很重视灯火疗法，其治脐风的“灯火十三燋”甚为后世所崇。

陈复正的《幼幼集成》（公元1750年）认为母体的强弱与胎儿的成长及健壮有密切关系，并提出了先天梅毒症。他在书中除论禀赋，护胎元外，尙列保产论，详述“产要”以保母子平安。本书另一特点是，陈氏同样主张小儿勿轻服药。而是应用综合治疗法，内外兼治，或单用外治。其如“灯火疗法”，陈氏认为是“幼科急救妙法”。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外治法。这种方法比较简便，容易掌握，过去在民间一般老年妇女都会应用，对一些外寒郁闭的疾患，用之有捷效。此外，还有叶香岩，（公元1673～1769年）的《幼科要略》，徐灵胎评为“字字金玉”王孟英说：“予谓虽为小儿谈法，大人岂有他殊，故于温热论后，附载春温、夏暑、秋燥诸条，举一反三，不仅为幼幼慈航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解儿难》也提出“小儿易痉，传变最速，六气明而痉病少”的观点。吴氏不同意前人认为小儿纯阳的说法，同时也不同意纯阳即盛阳。所以他说：“古称小儿纯阳……非盛阳之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因而建立了“小儿稚阴稚阳”的学说。

近代何廉臣的《儿科诊断学》认为“诊断为治疗之始，又为治疗之终”，“善诊断者，善治病”。明太祖谕徐达曰："更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吾人临证诊断时最为然，有志研究儿科学者，尙期三复斯言。张山雷（公元1872〜1934年）著《钱氏儿科案疏》以昌明钱氏之薪传，而附后贤验案，以补钱氏之不足，甚是可取。恽铁樵著《保赤新书》，他在《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中说：“小儿一般惊风，内因于停积，外因于风寒，惊怖，单丝不成线，必三者为缘乃能致病”，“小儿一般惊风将作，有前兆证状，可以从患儿的唇舌、手指、眼睛及人王部的色候观察出来”。可谓大匠示人以规矩矣。以及周岳甫所辑《小儿推拿秘诀》云：“独小儿推拿，尤得其传，转关呼吸，瞬息回春，一指可贤于十万师矣”。此语虽为比喻之词，而实有立竿见影之效。这些著作的问世，更加丰富了儿科的内容。

解放后，中医儿科学的教学工作也在不断地提高，所编写的《中医儿科学》教材，经多次修订和补充，并整理出版了中医儿科专著，如郭振球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儿科学》，张奇文主编的《幼科条辨》，王伯岳、江育红主编的《中医儿科学》，何世英主编的《历代儿科医案集成》等。随着中医医学教育的发展，培训了不少中医儿科专业人员，加强了儿科保健工作。推行新法接生，不少地区已基本上消灭了脐风，广泛开展了预防接种，天花在我国已经绝迹；麻疹、白喉、流脑、乙脑等许多严重危害小儿的急性传染病获得了有效的控制，发病率已大为降低。

近年来，中医儿科学术交流也越来越活跃，全国许多省市已相继成立了中医儿科学会，于1983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儿科学术委员会，对于促进中医儿科界的团结和推动中医儿科学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将为祖国的幼苗，未来的主人，在预防保健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小结

1.儿科学是中国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内经》早有“胎病”的论述，而且说明了怀孕期的保养，对于小儿优生、优育的重要性。

2.从《史记•扁鹊传》：“扁鹊名闻天下……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可见当时巳经有了专科医生。

3.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最早记述了危害小儿最大的“天行发斑疮”。此时已流传着第一部儿科专著《颅囟经》。

4.隋唐时代，在太医署内，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促进了儿科学专业的发展，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把妇孺医方列于卷首，则是崇本之义。

5.随着火药、罗盘、造纸、印刷术的大发明，科学文化的发展，推动了医学进步。北宋钱乙是当时最享盛名的小儿医，是中医儿科学的一代宗师。

6.元代朱丹溪在所著《格致余论•慈幼论》中指出：乳母禀受的厚薄，性情之缓急，骨相之坚脆，德行之善恶，儿能速肖，尤为关系……曾世荣传刘直甫五世儿科学著《活幼新书》，总结很多传统方法。

7.明代名望很高的儿科世医万全著有《育婴家秘》、《幼科发挥》等，他十分重视胎养。清代夏禹铸《幼科铁镜》重望诊。审苗窍，“从外以知内”；陈复正的《幼幼集成》认为母体的强弱与胎儿的成长及健壮有密切关系，并认为"灯火疗法”是“幼科急救妙法”。

8.解放后，中医儿科学的教学工作也在不断地提高，广泛开展了预防接种，天花在我国巳经绝迹，麻疹、白喉、流脑、乙脑等严重危害小儿的急性传染病，获得了有效的控制。

复习思考题

1.简述中医儿科学源流与发展概况。

2.宋以后，中医儿科学有哪些重要的发展？有哪些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医家？他们各有何代表作？提出了哪些重要的学术观点？

3.解放后，中医儿科学有哪些新进展？